文章来自微信民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原题目：《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照样惦念田园——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作者：郭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生长研究中心研究员）、鲁佳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团体)节目研发与受众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摘要：本文行使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观察2016年的数据，使用MNLM、SELMLOG等计量模子，探讨社会生长及其变迁靠山下，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定居意愿及其背后存在的可能注释机制这样一个社会学议题。计量效果发现，小镇青年心怀远方抑或惦念田园与否在空间上出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住房、社会资源、累计流动时间对于小镇青年的流动也有着主要的影响。研究效果对于城镇化靠山下的人口迁徙及其福利政策建构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小镇青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返乡意愿;城镇化

一、问题提出

对于小镇青年中的“小镇”，停止现在，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文连系胡谱忠等在其研究中对这一群体的指代，以为这里的“小镇”指县(级市)及州里较为合适[1]。小镇青年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的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同众多农村流动人口一样，小镇青年的流动受到根本性的区域生长不平衡因素的驱动。但其在社会适应、心态转变等诸多方面仍有别于农村进城务工者，由于前者的出生和生长虽然远离都会，但也不完全疏离都会，其对于都会的地理阻隔和心理阻隔与农村环境生长的流动人口差别，他们可以较快熟悉都会生涯，并习得生计于都会的技术。

固然，居于都会的小镇青年依然会存在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的矛盾与纠结。进一步地，从“单元人”到“社区人”的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同时扩展到了内陆住民与外来人口之间不平等的二元款式—“都会二元结构”[2]。随着城乡融合时代的到来，“小镇”的生长也获得越来越多的都会化盈利，以地级市和部门较为蓬勃的县级市为代表的中小都会，成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并影响着小镇青年对在外生长的境遇考量以及其对田园“情愫”牵绊的博弈[3]。

因此，本研究即是探讨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定居意愿(回到田园，抑或留在或是流向异乡都会、城镇等)问题。基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将定居意愿问题简化地理解为流动中的人们在都会中历久栖身的愿望，而岂论其是否具有当地户籍[4]。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焦点问题是探讨中国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并对留在异乡的小镇青年的流入地选择做进一步的深化剖析。

二、文献、剖析框架、数据与研究方式

1. 文献梳理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徙一直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都会化的生长历程。流动人口的流迁行为是一个庞大的时间函数[5]。学术界一样平常将具有明确且较长时间栖身在某地的计划称为居留意愿，而岂论其是否具有当地户籍[6]。研究解释，居留意愿更关注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生长、社会接纳环境和生涯压力等综合因素，对照少侧重于直接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土地权益[7]。以往研究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都会居留意愿整体上并不高，但似乎有逐年增进的趋势[8]，而且，相较之下，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整体上会更低[9]。

海内关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研究主要建立在“推拉理论”基础上，在迁入地因素层面，学者一样平常以为，住房状态、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议或落户的主要因素[10]；在迁出地因素层面，学者以为一样平常应包罗收入风险、资源禀赋等[11]；小我私家因素，包罗岁数、性别、教育水平、婚姻家庭、居留时间、迁徙局限、社会交往、心理融合等，一样平常来说，人力资源水平越高，其居留意愿也越高，在流入地栖身时间越长，其居留意愿越高[12]；制度因素，即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13]。

郭星华与郑日强则以为往后的相关研究应给予地域属性足够的关注，需要探索地域文化及其他地域要素对流动人口回流(返乡)的可能影响[14]。学者也从社会资源的视角对流动人口返乡举行了研究，其以为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效力在社区的空间局限之内才气获得施展，是社区精英人物及与其有亲密关系的社区成员留守或回流的缘故原由[15]。

2. 剖析框架

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凭据前文中的讨论，其一指户籍层面，当观察中受访工具出生于“县(级市)”或“州里(政府所在地)”，而且其具有非农户口，则为我们所研究的小镇青年；其二，在岁数层面，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UNESCO)指出虽然联合国曾将青年界说在15岁~24岁之间，然则这个界定并不是唯一的和牢固的，其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境会发生变化，再连系Settles与Steinmetz两位美国学者2013年在其著作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Family for the 21st Century中对于Young Adult的先容可知，广义上的青年应该涵盖Youth(15岁~24岁)和Young Adult(25岁~44岁)，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青年的岁数界说在15岁~44岁[16]。

详细来说，本研究是探讨迁入地与迁出地宏观社会经济靠山特征下，小镇青年立足于家庭、社区及个体而为的留城与返乡的决议问题。从都会视角来看，户籍制度促成了都会的分层款式，形成了“社会空间品级”差异;从小我私家视角来看，差别规模都会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要素以及社会资源禀赋等多种因素影响；最后，小我私家的定居或返乡意愿进一步形塑着差别都会与州里在空间上的社会结构。

因此，本文的焦点响应变量包罗两个。第一，返乡意愿，主要是在对照视野下考察小镇青年对返乡和流动的选择。第二，流入地级别，稀奇关注于继续流动的小镇青年对于“流入地级别”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进一步对小镇青年群体举行延伸考察，以寻找小镇青年心怀远方照样惦念田园背后影响因素的“小镇”特征。连系前述文献综述以及基于可使用的观察数据，焦点注释变量重点在于空间异质性、人口基本特征、家庭要素、社会资源这四个方面，这些变量的详细操作化将在下文的“变量设置”部门举行详述。

3. 数据泉源

本文使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现国家卫生康健委员会)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观察(CMDS)2016年的数据。CMDS是一项大规模的天下性流动人口抽样观察项目，其样本基本覆盖了天下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流动人口的集中流入地。

本文主要接纳CMDS2016中的小我私家问卷(A卷)和CMDS2016社区问卷(C卷)数据，观察工具是“天下在观察前一个月前来内陆栖身、非本区(县、市)户口且2016年5月岁数在15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同时依据受访者对“出生年月”“户口性子”和“您老家(户口所在地)所处的地理位置”问题的回覆筛选出纳入本次研究的有用样本。

详细来说，本文以44岁作为“青年”群体的岁数划分的上限，将户口所在地为“州里政府所在地”和“区县政府所在地”且户口性子为“非农业”和“非农业转住民”的青年归为小镇青年，这是本文的焦点研究工具。另外，为了举行群体对照，本文还纳入了农村青年和都会青年作为参照工具。最后，获得有用的小镇青年样本为10051个，农村青年样本为86203个，都会青年样本为3780个。

(1)变量设置

第一个响应变量是“返乡意愿”。凭据CMDS2016小我私家问卷(A卷)中的问题305“您往后是否计划在内陆历久栖身(5年以上)”的回覆，将“返乡”归为“田园”，赋值为“0”;将“计划”和“继续流动”归为“异乡”，赋值为“1”;将用于丈量摇晃状态的“没想好”赋值为“2”。

第二个响应变量是“流入地级别”，分为“农村”“小镇”“地级市”以及“省会/直辖市”这四类。在详细操作化上，对于继续流动的小镇青年依据CMDS2016小我私家问卷(A卷)中的问题309“您计划去什么级别的都会”的谜底对应;对于选择留在内陆的小镇青年，对应的是CMDS2016中的小我私家问卷(A卷)中问题305中选择“计划”的这部门应答者，而凭据问卷(A卷)设计，选择“计划”的应答者将会跳过问题309，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从CMDS2016小我私家问卷(A卷)数据获得这部门受访者“流入地级别”的任何信息，然则，我们可以通过另外匹配CMDS2016观察中的社区问卷(C卷)内设置的“本村/居委会所在地属于下列哪种类型”这一问题的回覆来获得与A卷中的问题309相对应的谜底。最后，我们将上述这两个问题的回覆统一设置成一个分类变量，归为“农村”“小镇”“地级市”以及“省会/直辖市”这四类。

注释变量中的空间异质性含有三个变量：一是“户籍所在区域”凭据受访工具户籍所在省份，连系国家统计局最新区域划分，将其归入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二是流入地行政级别，分为农村、城镇、地级市，以及省会/直辖市；三是“当前栖身状态”，凭据CMDS2016中的小我私家问卷(A卷)中问题302“您现在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子?”的谜底归为“租房、住自购房、住自建房、其他(非正规住房)”四类。

人口特征含有四个变量：一是岁数；二是性别；三是累计流动次数，归为1次、2次、3次及以上三类；四是累计流动时间，归为5年以下、5年~9年、10年~14年、15年及以上四类。

家庭要素含有两个变量：一是婚姻状态，归为有配偶、无配偶两类；二是本次流动方式，归为独自流动、与配偶/子女流动、与其他人一起流动三类。

社会资源含有四个变量：一是丈量受访者文化资源的受教育年限；二是丈量受访者经济资源的三个变量—收入，即小我私家月收入，以延续变量方式设置，并举行对数处置；三是受访者在其迁入地的购房情形；最后是受访者在其户籍地的购房情形(这两个变量的设置是考虑到在中国现在的经济生长态势下，房产仍然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老百姓手中相对主要的经济资源这样的实然状态)。

稀奇地，在本文定量研究的前半部门探讨小镇青年选择返乡照样继续流动的问题时，主要注释变量还包罗丈量群体异质性的“差别群体”，即分为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和都会青年三类，其中把农村青年作为参照组，赋值为“0”。上述响应变量与注释变量的详细数据结构与特征情形如下表1所示。

(2)统计方式

本文行使多分类Logit模子来估量小镇青年对返乡和流动的选择，在探索小镇青年对返乡和异乡的选择问题时将响应变量设置为“田园”“异乡”以及“没想好”三类。该模子需要知足“无关选择的自力性”假定，即随便两类效果之间相互自力。

考察小镇青年选择流动到何地实际上是在其是否返乡的基础上所延伸的研究问题。若仅将选择继续流动(即异乡)的小镇青年样本举行直接剖析，可能会舍弃掉那些想要返乡或者仍在摇晃的小镇青年的相关信息，从而发生样本的选择性偏误，由此获得的估量也无法随机示意潜在的总体。而Heckman选择模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用方式之一[17]。

在本文中，考察小镇青年流入区域的响应变量为“流入地级别”，是一个多分类变量。一样平常来说，Heckman选择模子盘算时，效果方程响应变量只能设置为延续型变量或者虚拟变量，针对这一局限，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在模子的运行中纳入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以此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使用法国经济学家Bourguignon等人为Stata用户编写的selmlog下令来专门处置Heckman选择模子中效果方程响应变量为多分类变量的情形(我们简称为selmlog模子)[18]。

在本文对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影响因素的探讨时，我们将先后使用在mlogit模子中纳入IMR和运行selmlog模子两种方式，以此作为一种稳健性校验，以使我们有更大信心注释本研究所发现的效果。

三、效果剖析

1. 小镇青年的返乡意愿剖析

本部门首先以群体对照的方式，即纳入农村青年和都会青年作为群体参照组来对比剖析小镇青年的返乡意愿，主要接纳多分类Logit回归模子的方式计谋。在详细回归剖析之前本文首先接纳了Hausman磨练来考察IIA假定，其效果显示IIA假定未被推翻，说明“田园”“异乡”和“没想好”差别选择之间自力不相关，相宜接纳mlogit模子来举行剖析。

在聚焦于小镇青年这一群体，探讨影响其返乡意愿的相关因素之前，我们考察了小镇青年、农村青年、都会青年差别群体间的返乡意愿状态(篇幅限制，未在文中出现响应表格)。我们发现，相较于农村青年，小镇青年选择继续流动(异乡)的可能性更高，摇晃不定(没想好)的可能性未出现显著性差异;就都会青年而言，其比农村青年更可能选择继续流动，但摇晃不定的可能性则反而偏低。即是，总体而言，小镇青年比农村青年有着更高的留在异乡的意愿，也就是说他们更不倾向于返回家乡。

接下来，本文聚焦于小镇青年这一群体，探讨影响其返乡意愿的相关因素，表2即是mlogit模子剖析效果。我们可以看到，在空间层面，相对于来自中国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北的小镇青年选择在异乡或者处于摇晃不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在异乡城镇流动的小镇青年相比于在异乡农村流动的小镇青年选择在异乡或者处于摇晃不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详细而言，当前流入地的行政级别也显著影响其返乡或异乡的选择，即当前流入的行政级别越高，选择留在异乡的可能性越高；

另一方面，当前的栖身空间没有出现出显著的差异来，只是，住在迁入都会其他非正规住房的小镇青年比租房者有更大可能选择流回田园。在人口特征层面，随着岁数的增添，小镇青年选择异乡的可能性越低，即其返乡意愿越高；同时，相比于女性，男性越不倾向于选择异乡，可以说男性的返乡意愿要高于女性；流动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异乡，而不念田园。

在家庭要素层面，婚姻是影响小镇青年返乡意愿的主要因素，模子3的效果显示，相比于无配偶者，有配偶的小镇青年选择异乡的可能性更高。在社会资源层面，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小镇青年选择异乡的可能性越高，而小我私家收入对其田园或异乡的选择并无显著影响；有无房产是中国社会中反映小我私家经济资源的主要指标之一，这对小镇青年的返乡意愿发生主要的推拉作用。详细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形下，在迁入地都会拥有自己住房的小镇青年越可能选择留在外地，而在家乡购置房产的小镇青年则更多选择返乡。可见房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其推拉作用显著。

2. 小镇青年对流入地的选择

那么，进一步地，倾向继续流动的小镇青年会选择流入那里呢？其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举行了mlogit回归模子的剖析。其中，为了证实样本选择偏误对效果的可能影响，这组剖析的第一个模子仅考察了选择异乡的小镇青年样本举行剖析，而第二个模子则纳入了逆米尔斯比率(IMR)，以此举行对照剖析，从而探索出影响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的稳健性因素(限于文章篇幅所限，我们不在此出现mlogit的效果)。在接下来的部门里，本文另外接纳selmlog模子在纠正样本选择偏误的情形下来继续估量小镇青年对流入地的选择。

我们将重点放在了表3中模子效果与上述(未出现的)第二个模子的效果举行对照的基础之上，具有一致显著性的变量将是我们以为可靠的对于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有稳定性影响的变量。

详细而言，空间层面，相比来自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部的小镇青年更小可能性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在迁入地拥有住房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性将异乡小镇选择作为其流入地，而更小可能性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

人口特征层面，岁数是显著影响因素，随着岁数的增添，小镇青年选择流动到异乡省会/直辖市的可能性更高；相比女性，男性小镇青年更大可能选择省会或直辖市作为流入地，而更小可能流入异乡小镇；累计流动次数与流动时间发生相反的作用，累计流动次数越多，越大可能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累计流动时间越长，越小可能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

家庭要素层面，相比于无配偶的小镇青年，有配偶者选择异乡省会/直辖市作为流入地的可能性更小。社会资源层面，随着教育水平愈来愈高，小镇青年选择异乡城镇作为迁入地的可能性更高，选择省会都会/直辖市作为流入地的可能性更低；至于房产的影响，在当下迁入地购得房产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选择异乡农村或是小镇作为迁入地(理论上讲，一样平常是城乡差异较小的，蓬勃的东部区域的城镇或农村)，而更小可能选择省会都会/直辖市这样的大都会，在户籍地购得了房产的小镇青年则更大可能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流入地。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本研究的计量效果，我们发现，相较于农村青年，小镇青年心怀远方的可能性更高，即是比农村青年有着更高的留在异乡的意愿。这样的发现或可注释为，小镇青年出生和生长虽然远离都会，但也不完全疏离都会，其对于都会的地理阻隔和心理阻隔与农村环境生长的流动人口差别，他们可以较快熟悉都会生涯，并习得生计于都会的技术。

而空间层面，即使是相对于来自中国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北的小镇青年选择在异乡或者在异乡和田园之间处于摇晃不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这或与近年来，东三省经济增速偏低有关，而作为人口主要推拉力的经济生长固然地将东北区域外出的年轻人留在了异乡。

相比来自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部的小镇青年更小可能性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这或是由于中国历久以来的经济生长不平衡所致，东部区域除却其整体上较好的经济生长态势外，其城乡差异很小，以工信部赛迪照料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2019年县域经济高质量生长指数研究功效》来看，天下百强县，东部占到了71个。

因此，来自东部的小镇青年在田园之地或是田园不远之地的东部一些大都会之外的蓬勃“小镇”就能很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住房作为人口去或留的推动力，对于小镇青年也是云云，对于那些在住房层面处于社会较低层级(住在迁入地非正规住房)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选择流回田园。

在迁入地都会拥有自己住房的小镇青年越可能选择留在外地，而在家乡购置房产的小镇青年则更多选择返乡。还可以看到，社会资源对于小镇青年的流动有着主要的影响：其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在异乡继续自己的生涯，这个研究发现与石智雷和杨云彦的研究发现一致，即以教育作为焦点丈量的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水平越高，其在迁入地都会的居留意愿也越高[19]；其二，我们的研究发现，即累计流动时间越长，越小可能将异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这个发现恰如朱祥波等基于CMDS2012数据的研究发现，流入年限增添也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都会融入的水平和对于社交网络的强化，这些因素都响应地加强了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20]。

固然了，本文也有一定的研究局限，一方面，我们研究流动中的小镇青年，而不能在更广漠意义上去涵盖小镇青年这个群体，好比，来自小镇的在高校念书的大学生或是研究生群体。另一方面，居留意愿与定居决议在态度上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但仍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差异。

在中国户籍制度的语境下，是否获得迁入地户口更能直接反映其定居决议，以是落户意愿是对定居行为决议更近一步的权衡。本研究聚焦于小镇青年群体对于田园与异乡之择的探讨，而未能够将落户意愿纳入研究框架，那么，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也会实验追求相宜的数据来将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研究议题继续深入向前推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环境风险治理”(项目编号:71921003)的阶段性功效

参考文献:

[1]胡谱忠.小镇青年、粉丝文化—当下文化消费中的焦点问题[J].文艺理论与指斥，2016(4):36-44.

[2]侯力.从“城乡二元结构”到“都会二元结构”及其影响[J].人口学刊，2007(2):32-36. 

[3]吕德文.大都会青年与“小镇青年”的置业观有何差别—让青年置业观与阶级焦虑适当脱钩[J].人民论坛，2018(33):108-109. 

[4]叶鹏飞.农民工的都会定居意愿研究[J].社会，2011(2):153-169. 

[5][10]朱宇，林李月.中国人口迁徙流动的时间历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回首与展望[J].地理科学，2016(6):820-828.

[6][8]Zhu Y，Chen W.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 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recent changes and multifaceted individual‐level determinants[J]. 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10(4):253-267.

[7][9]张新，周绍杰，姚金伟.居留决议，落户意愿与社会融合度—基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J].人文杂志，2018(4):39-48.

[10]侯慧丽.都会公共服务的供应差异及其对人口流动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6(1):118-125.

[11][19]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议与农村迁徙劳动力回流[J].社会学研究，2012(3):157-181.

[12]任远.“逐步沉淀”与“居留决议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剖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3):67-72.

[13]蔡禾，王进.“农民工”永远迁徙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6):86-113. 

[14]郭星华，郑日强.农民工创业:留城照样返乡?—对京粤两地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地选择倾向的实证研究[J].中州学刊，2013(2):64-69. 

[15]张骁鸣，保继刚.旅游生长与墟落变迁:“起点-动力”假说[J].旅游学刊，2009(6):19-24. [16]Settles B H，Steinmetz S.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Family for the 21st  Century[M].Routledge.

[17]Heckman J J.Samples 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Econometrica，1979(1):153-161.

[18]Bourguignon F，Fournier M，Gurgand M.Selection bias corrections based on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Monte Carlocomparisons[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7(1):174-205.

[20]朱祥波，谭术魁，王斯亮，李燚.都会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事实与注释[J].南方人口，2015(3):35-44.

  

文章来自微信民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郭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生长研究中心研究员）、鲁佳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团体)节目研发与受众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